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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三十一岁上大学并不算罕见。这个年龄在许多人眼中可能已经步入社会，开始承担起家庭和工作的责任，但在这个岛国，成人教育的普及和尊重个人选择的教育理念让三十一岁上大学成为一种可能，甚至成为一种趋势。那么，在日本，三十一岁上大学是否正常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日本的教育体系。日本的教育体系相对宽松，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日本，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学术知识的传授，更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日本，成人上大学并不受到年龄的限制。 其次，日本社会对成人教育的认可和支持。在日本，成人教育被视为一种终身学习的方式，是提升个人素质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便利条件。这使得许多成年人有机会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 那么，三十一岁上大学是否正常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年龄上大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个人成长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自我认知、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这个阶段，重新回到校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有助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2. 职业转型需求：在职场中，人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如行业变迁、个人兴趣等）而选择转型。而重新上大学，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是职业转型的重要途径。 3. 社会竞争压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职场中保持竞争力，许多成年人选择在三十岁之后继续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当然，三十一岁上大学也存在一些挑战，如： 1. 学习压力：相对于年轻学生，成人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更大。他们需要平衡工作、家庭和学习，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 2. 经济压力：成人学生往往需要承担家庭和生活的压力，经济压力相对较大。 3. 适应问题：成人学生重返校园，需要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日本三十一岁上大学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充分体现了日本社会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和对成人教育的重视。在我国，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成人教育也逐渐受到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也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三十岁大学生”。 总之，在日本，三十一岁上大学并不算异常。这个现象反映了成人教育的魅力与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我国，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成人教育，让更多人有机会在合适的年龄，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路径，实现个人价值。

4OQAu59U7eY作者：青木 王景贤 潘小多 刘雅婷mil.huanqiu.comarticle博物馆里的二战记忆系列（四）：德日博物馆里的“无声拷问”，战败国反思几何？/e3pmh1dm8/e3pmt7hva【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博物馆里的二战记忆”系列报道第四期，聚焦于二战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博物馆里的二战文物。在四家博物馆中，美国的文件运输箱、苏联的“勒死希特勒”海报、日军炮制的欺骗政治漫画及中国假钞等文物，似乎都在无声地拷问：战败国反思几何？军绿文件箱见证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间，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纽伦堡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并对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史称“纽伦堡审判”。如今，审判发生地纽伦堡司法宫的600号大厅已作为纽伦堡审判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近日前往审判原址，从展品中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纪念馆一层的600号大厅，曾审判过主要战犯、纳粹医生、律师及各种团体等。记者看到，尽管当年为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增建的旁听席等设施已被拆除，但通过影像和学者的解说，仍能感受到当年紧张又庄重的氛围。纪念馆二层是有关纽伦堡审判的文献资料展览，展示了涵盖纳粹德国罪行、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主要战犯量刑等内容。在这些展品中，一个军绿色的箱子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美国陆军的证据文件运输箱，箱子上面写着“美国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国家档案馆，238 NT 195”等字样。箱底还标注了寄件人和收件人等信息，以便更精确地识别物品。里面曾装有纳粹德国战时文件，不过由于审判需要及档案陈列等原因，箱子里的文件早已清空。战争期间，纳粹德国的许多政府部门以及纳粹党的办公室都将他们的文件和记录转移到了城堡、庄园以及隧道矿井等能避开盟军轰炸的地点。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德国许多机构企图通过销毁文件，抹去犯罪痕迹。与此同时，美国陆军的情报和反情报部门已开始在前线后方搜寻这些文件，并将其送至中央收集点。二战结束后，这些装着文件的木箱被送交至纽伦堡军事法庭总秘书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战犯的审判都是基于证据。”纽伦堡二战历史学者卡特亚·舒菲尔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为此盟军收集了许多纳粹德国当时的法律法规、演讲、会议记录和官方声明等文件。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中，由盟国政治和法律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这些缴获的文件进行评估。这些文件被编入索引、转录、翻译，并根据计划审判的事实标准分组。舒菲尔表示，纽伦堡审判是历史上首次在战争结束后将对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人送上法庭。纽伦堡因此成为国际刑法的符号，为国际法庭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理念。“勒死希特勒”海报激发民众斗志德国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的活动于今年4月中旬陆续开始。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以收藏纳粹与苏联的战役物品而闻名的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备受瞩目。博物馆坐落于柏林东部的住宅区，且有直达巴士。《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从市中心到博物馆花了近一个小时。博物馆位于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别墅中。最初是德国国防军陆军先锋学校军官食堂。博物馆的核心部分——投降大厅则位于一楼，这里至今仍维持着当年的模样。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国国防军最高领导层在苏联军事指挥官的见证下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正式结束。博物馆常设展览的重点是反映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战役的相关文物。收藏文物包括日记摘录、照片、艺术品、报纸和衣物。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苏联艺术家创作的对抗纳粹德国的海报。尤其是一张被观众命名为“勒死希特勒”的海报。这张海报由库普里亚诺夫、克雷洛夫和索科洛夫三位苏联画家于二战期间创作。海报中间的希特勒被3个同盟国的手用交缠的白布勒住脖子：一边是苏联的手，另一边是美国和英国。海报中，希特勒站在平民受害者的血泊中。希特勒的敌人形象通过视觉元素得到进一步强化：他用手枪瞄准平民受害者，他的鞋子沾满了他们的鲜血。下方还有受损的德国坦克残骸。海报顶部红色背景上用俄语写着：“我们将切断邪恶敌人的一切道路，让他们掉入陷阱，无法逃脱。”海报中，在用来绞杀希特勒的白布上，还用俄语写着：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馆长约尔格·莫雷表示，这些海报虽小，但在二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力。它们激发了民众的斗争意志，并团结了国际力量。莫雷还向《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介绍，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在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博物馆曾以“历史纪念地——德国苏联武装力量博物馆”的名称成立，旨在在历史遗址上打造一个纪念苏联红军英勇事迹的空间。柏林墙倒塌后，博物馆以新名字“德俄博物馆”于1995年向公众开放，又在今年改名为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博物馆。一张漫画，揭露日军欺骗宣传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馆藏中有一张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的欺骗性政治漫画宣传单。图中左部是被污蔑为“赤贼”、画成怪兽模样的工农红军以及军阀，文字和画面显示，中国民众跟着他们走就会被踩在脚下受压迫和奴役，走向自灭；而右边则是举枪对峙的日军，背景文字和画面显示，中国民众跟着日军走则会享福——谷物长得比人高，农民赶着载满粮食的驴子走着。这张充满了欺诈和讽刺意味的传单，是当时日军制作的用来哄骗中国百姓的宣传手段之一。事实上，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了大量欺骗性政治宣传，为其侵略行为辩护掩盖，并误导国际舆论与中国人民。他们将侵略行为宣传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华亲善”，并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对日本国内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同时，对外抹黑中国形象，为其侵略行径制造借口。除了通过飞机在中国城市上空散播传单，战争期间日军还大量摆拍“中日亲善”照片，宣称占领区人民“安居乐业”。 如今这些欺骗行径已遭到历史的揭露和审判。“我相信只有正视历史真相，了解战争残酷，才能迎来真正和平。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份被（日军）捏造的历史来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这是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工作人员对这一展品给出的一段“推荐语”。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是一座建在大学校园内，以反省战争、呼唤和平为宗旨的博物馆，致力于展示日本二战期间侵略历史、殖民统治，并关注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例如其常设展览中展示了日本从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侵华，再到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直至战败投降的经过，承认日军“对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肆虐侵略，在战场上杀害俘虏及民众，对抵抗地区实行毁灭性作战”。馆内陈列731部队罪行、南京大屠杀等史实资料，还曾举办揭露731部队罪行的“医学犯罪展”特展。该馆还通过展出日军老兵日记、军用地图等实物揭露其战争罪行。许多日本中小学生通过参观，第一次了解到教科书上语焉不详的日本侵略历史，甚至学生参观后感慨“历史原来是这样”。不得不承认的是，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虽有4万多人，但仍低于主要展示日本“受害者”视角的长崎原爆资料馆，更远不及每年参拜人数达数百万、宣扬军国主义史观的靖国神社，这也充分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认识上存在分歧的现实。拾圆假钞，日军对华经济战的铁证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除了烧杀抢掠外，还策划发动了规模庞大的对华经济战，旨在摧毁中国经济体系，为日本军事侵略服务。其工具之一就是伪造当时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的假钞，一些假钞现馆藏在日本明治大学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资料馆。该馆位于明治大学内，这里曾是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秘密研究所——“登户研究所”所在地。登户研究所是二战时期日本陆军为实施“秘密战”而设立的重要研究机构，其研究内容多涉及当时鲜为人知的领域，比如与731部队密切相关的生化武器。秘密战中重要一项就是伪造中国纸币，扰乱中国经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便由国家最高层面策划、多个政军机构协同实施了这项系统性国家犯罪。作为核心策划者，当时的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第九技术研究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并伪造他国货币、邮票、证件等。1939年该研究所第三科成立，专门研究伪造中国国民政府法币。该科负责各种技术攻关，解决仿制纸张、油墨、印版等防伪技术难题，甚至专门派人到中国搜集真币进行研究。这些假币在中国被用来支付军饷，也支付给汉奸傀儡政权、伪军以及为其服务的中国劳工，由此让假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同时假币还被用来套购战略物资，通过特务、汉奸和商人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大量抢购粮食、棉花、钨矿、桐油等重要物资。不仅加剧了中国物资短缺，也让假币大量流入了市场。此外，日军还利用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黑市，用假币兑换真币进行黑币生意，发放贷款，从而促使假币流通。因此，日本的对华假币政策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的金融战争。它远不只是简单的“造假”，而是与军事行动相辅相成，旨在从根本上灭亡中国的“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场经济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仅在当时重创了中国经济，其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持续影响了战后的中国社会。面对这些历史铁证，资料馆前竖立着的牌子点明了其设立的宗旨，“我们有必要去正视战争的阴暗面，冷静地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本质并展现战前日军所从事的诸多活动的一角。”不少日本民众在资料馆留言本上写下了“应更好反省历史”的感悟。【环球时报驻德国、日本特约记者 青木 王景贤 潘小多 环球时报记者 刘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