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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一体化的今天,被高铁网络边缘化,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中失去先机。撰文丨熊志" 市市通高铁 " 的省份,又多了两个。9 月 6 日,贵州盘州至兴义高速铁路启动联调联试,进入工程验收关键阶段;9 月 4 日,沈佳高铁沈白段开始模拟载客试运行,为正式开通打下基础。盘兴高铁开通后,贵州兴义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贵州全省实现 " 市市通高铁 ";而沈白高铁到来后,抚顺正式接入高铁网络,辽宁也实现 " 市市通高铁 "。到目前为止," 市市通高铁 " 的省份,已经达到 10 个,分别是福建、安徽、江苏、江西、河北、广东、河南、湖南、湖北和广西。后续随着贵州、辽宁的 " 入围 ",这一名单将扩充到 12 个。"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 "。从 " 四纵四横 " 到 " 八纵八横 ",高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如今,一些先行省份已将目光投向了 " 市市通 350(时速 350 公里)高铁 " 的更高目标。高铁竞速赛依旧如火如荼,但喧嚣之下,背后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自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通车以来,高铁便被赋予了远超交通工具本身的意义,它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更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符号。于是,围绕高铁线路、站点设置的竞争日益白热化," 市市通高铁 " 也成为最具号召力的目标之一,这背后,是对经济动脉的渴求,更是对未来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对即将圆梦的贵州兴义和辽宁抚顺而言,高铁的意义不言而喻。它将有效拉动投资,更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管道彻底打通,让城市能连接级城市群、都市圈,融入更广阔的市场。放眼全国,一个城市如果能成为高铁枢纽,辐射影响力力将大大提升;一个省份若能实现 " 市市通高铁 ",则意味着内部循环的全面激活。尤其对于中西部内陆城市,高铁网络正是它们驶上发展快车道的关键引擎。以西部枢纽城市成都为例,六普到七普(2010 到 2020 年)十年间,成都的常住人口增加近 600 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这背后,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网络,无疑是吸引人才 " 孔雀西南飞 ",促进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种肉眼可见的效益,驱动了地方对高铁建设的极致热情。此前,为打通东向出川大动脉,四川甚至拿出了 " 砸锅卖铁,也要把成达万高速铁路建起来 " 的坚定决心,和重庆一起,主导并承担了成达万高铁七成以上的建设资金,这在干线通道项目中堪称少数。对高铁的投资热情还不止于此,为了不被边缘化,一些原本不在主干线规划上的地市,甚至上演了自掏腰包争取高铁过境的一幕。在区域一体化的今天,被高铁网络边缘化,意味着可能在未来的产业分工中失去先机。因此,哪怕背负沉重债务,也要挤上高铁的列车,成为许多地方不言自明的共识。在 " 市市通高铁 ",甚至 " 市市通 350 高铁 " 的争夺战下,高铁网络快速铺开,交通通达度与人员往来便利性大幅提升,但一哄而上的建设模式,也带来了必须正视的难题。最直接的挑战,便是债务压力。高铁建设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成本动辄数百亿,甚至千亿,其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财报显示,截至 2024 年末,国铁集团总负债已突破 6.2 万亿元。这些债务最终需要通过运营收入来偿还,但现实是,除了京沪、京广等少数几条线路外,绝大多数高铁线路都处于亏损状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线路,运营收入可能远不足以覆盖利息和折旧成本。亏损的压力,无疑会传导给地方财政——地方政府不仅要承担建设出资,往往还需要对亏损线路进行运营补贴,这对于本就财政紧张的欠发达地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值得警惕的是,当 " 市市通高铁 " 成为硬性目标,可能会催生了为建而建的盲目投资。一些人口密度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可能不是高铁线路既定规划的过境节点,但地方为了争取高铁过境、设站,可能得自掏腰包,加剧财政压力,而高铁的客流量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巨大的运力浪费,形成恶性循环。在规划投资时,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仅凭一腔热情盲目上马,最终可能导致 " 通路之日,即亏损之时 " 的尴尬局面,甚至建成后惨遭闲置。此前,《中国经营报》就曾报道,全国至少有 26 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缘故,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如海南环岛高铁万宁市和乐站、京哈高铁沈阳西站、丹大快速铁路丹东西站和广宁寺站等均处于建成未投入运营的状态,主要原因都是客流量太小。而且,高铁线路路、站场的建设,只是前期投入,更深远的挑战在于长期的运营维护。对于那些本身就客流不足、票款收入微薄的线路而言,未来的运营维护资金从何而来,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看待高铁建设,当然不能只算经济账,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其价值。高铁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强大的综合拉动效应上。像即将迈入 " 市市通高铁 " 的贵州,在高铁开通前,是 " 地无三尺平 " 的交通末梢。贵广、沪昆等高铁线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区位劣势,使其与长三角、珠三角的连接日益紧密,打通了承接产业转移、接受经济辐射的便捷通道。此前有媒体报道,贵广高铁开通后的短短 3 年时间里,贵州省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分别实现了 1.32 倍和 1.45 倍惊人增长。所以,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方面,高铁建设带来的综合效益,是无法简单地用一张火车票的收入来衡量的。至少从民生的角度看,高铁极大提升了偏远地区民众的出行效率,这就是高铁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然而,承认高铁的战略和民生价值,不等于可以无视其经济规律和建设成本。在 " 八纵八横 " 骨架基本成型的今天,中国的高铁建设,当然也需要告别大跃进,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向。换句话说,未来的高铁建设,必须以科学规划为前提,要有严谨的客流预测与成本效益分析,避免脱离实际需求的盲目投资。事实上,这种转型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导向。2021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了 " 严格控制建设既有高铁的平行线路 "、" 严禁以新建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名义违规变相建设地铁、轻轨 " 等要求,并对时速 350 公里高铁的建设条件,提出了更高的客流密度和城市规模的门槛要求。这意味着,未来的高铁建设,必须因地制宜。东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有需求的,可以继续加密路网。而中西部地区,应该侧重于打通关键枢纽和节点,而不是一味追求 " 市市通高铁 " 的无差别覆盖。对于对于确实有连接必要但客流不足的地区,可以用成本更低的城际铁路等方案替代。总之,不能脱离地方发展实际,将 " 市市通高铁 "、" 市市通 350 高铁 " 当成一种刚需政绩,要让高铁建设真正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