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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面临着信息过载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吸收这些信息。相反，信息的泛滥往往导致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可能影响我们的决策能力。因此，学会筛选和处理信息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需求。在信息的海洋中，只有明确自己的目标，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找和筛选信息。这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避免被无关信息干扰。例如，如果你正在寻找关于某个特定主题的资料，那么就应该专注于这个主题，而不是被其他无关的信息吸引。 其次，我们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受到各种观点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误导，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决策能力。例如，当我们阅读一篇文章时，应该思考作者的观点是否合理，是否有证据支持，而不是盲目接受。 此外，我们还需要学会管理信息。随着信息量的增加，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组织和存储信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找到需要的信息，还可以避免信息的重复和混乱。例如，我们可以使用标签、文件夹等工具来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整理。 总之，面对信息泛滥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目标，培养批判性思维，并学会管理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提高我们的决策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需要我们去筛选和处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利用信息，而不是被信息所困扰。 个人观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筛选和处理信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需要我们具备批判性思维，明确自己的目标，并学会管理信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提高我们的决策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需要我们去筛选和处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作者：陈艺娇，编辑：陈艺娇，总策划：宁启文，监制：冯克、张凤云，统筹：张凤云，出品：农民日报社，题图来自：农民日报像身边所有人一样，刘诗利也没想到，" 看书 " 这件事儿会 " 火 "。很早以前，刘诗利从《小学生作文》里读到过一篇描写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文章，那个时候的他 20 多岁，在老家河南省濮阳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几十年后，五十多岁的他来北京打工，第一次站在图书大厦里，望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川流不息的人，那些梦里揣摩过无数次的文字瞬间具象化，" 那么大，比县城里最大的新华书店还大上许多 "。在北京，刘诗利大多数时间在打日结工，日子过得相对自由，" 有活就干，累了也可以自己歇两天 "。只要有完整的时间，他都会去看书，从顶层逛到一层，晃晃悠悠看到晚上九点，才跟着闭馆前最后一批人流匆匆离开。6 月 25 日晚上，刘诗利正跟着人群往外走，他发现一楼似乎比平时热闹许多，凑到人群周围，才知道是作家陈行甲的图书分享会。" 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挺好的干部，反腐的。" 虽然没想买，他还是在边缘踌躇了一会儿。就在这个空当里，一位出版社编辑把他带到了台前，介绍他与陈行甲交谈、互动。当签有名字的新书送到刘诗利手里，镜头记录下了他挤满皱纹的笑脸。镜头里，刘诗利把一个皱巴巴的帆布包夹在身侧，说话时不时地向前弓着腰，显得局促又腼腆。被问到平时会不会来书店，他说来过好几次了。" 哇，那您是什么学历？"" 初中。" 说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周之后，" 爱读书的农民工 " 相关话题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发酵，在某头部视频平台播放量超 1000 万次。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各种采访、活动接踵而至，铺天盖地的关注、评价、邀约像雪花一样，让刘诗利的人生 " 换了季节 "。有人要他接住 " 泼天的流量 "，有人干脆说这是 " 作秀 "。生活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去，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图书大厦安静地看一天书了。看书有 " 瘾 "刘诗利看书有 " 瘾 "，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20 世纪 60 年代，刘诗利出生在濮阳县文留镇的银岗村，在有七个孩子的家庭里排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家中男孩子里他是最大的。父母虽然都不太识字，但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初中毕业以后，刘诗利不想继续上学，坚持要出去打工，还被母亲用棉花秆狠狠打了一顿。很小的时候，刘诗利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孩子。同龄的伙伴里，伶牙俐齿的小孩总能讨得大人的喜欢，自己却总是木讷地站在不起眼的地方。为了博得一些关注，他还有模有样地模仿别人，总觉得自己 " 没主见 "。退学这件事，成了从小听话的刘诗利第一次坚定的反叛。虽然对学校课程不太 " 感冒 "，但从小学开始，刘诗利就表现出对书的极大兴趣。他记得四年级时，学校订了《中国少年报》，开始鼓励学生读课外书，父亲给他买了几本课外读物，其中一本《雷锋的故事》有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每天看一点，竟然很快就看完了。那个时候，书籍成了他认识外界的第一扇窗口。小学时看《西游记》的连环画，才知道猪八戒就是长个猪的模样，" 以前以为是姓朱。叫‘朱八戒’呢 "。到了初中，刘诗利喜欢上一本《杨家将的故事》。" 总想看，本来是借别人的书，人家拿走了我还想看。" 读到杨怀兴先被生母遗弃，后被镖师马三元救起，跟着师父学了一身武艺，终成一代名将的传奇，他的心像被什么抓住了一样，久久不能释怀。甚至多年以后再提起时，眼神都认真得发亮，" 觉得他真是可怜，又挺让人羡慕的 "。第一年没考上高中，复读的那一年，刘诗利不想上学了。" 感觉家里太困难了，自己想买点什么都不够用。" 想着找个工作，一来能挣些钱，二来也能兼顾自学。他在书店看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封面上的一句话让他感觉醍醐灌顶，" 上面写着，这套书可以让你学习数理化无师自通 "。这几个字仿佛代表了一条捷径，让站在人生岔路口的少年不禁神往。从那以后，他更坚定了退学自学的想法，各类书籍也越买越多。20 世纪 80 年代，以 " 张海迪 " 为榜样的社会大众刮起一阵自学风潮。那时候，银岗村的村小只有 4 名教师，急需人才补充。刘诗利初中毕业留在本地，父亲还是当时的大队干部，自然而然地当了小学老师，" 一到六年级，所有科目都教 "。在今天刘诗利的家里，仍然小心保存着两张证书，一张红色的是 1994 年他在河南省教师进修学校的函授毕业证书，蓝色的是一张阅览证，属于 " 中原石油勘探局图书馆 "。图书馆位于濮阳市的主干道中原路，当时从村里到通往市区的主干道只有一条土路，他记得学校没课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清晨的玉米地里穿行而过，晚上趁着落霞余晖落尽之前，带着借阅的书和些许酸涩的疲倦赶着回家吃晚饭，那份自由和满足是那段时间他最快乐的记忆。做乡村教师期间，刘诗利在濮阳市一家图书馆办的借阅证。农民日报 · 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摄1986 年，19 岁的刘诗利经人介绍认识了对象，那时的妻子韩玉竹听说对方是个 " 老实本分的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但时间一长，韩玉竹意外地发现了丈夫这个另类的 " 毛病 "。刚开始，她只觉得买书 " 占地方碍事 "，到了后来自己甚至常常 " 找不到人 "，" 手里干着活满世界去找他，结果一看在哪个背人的地方看书嘞 "。生活变了刘诗利的家就在银岗村主道旁，一座小院连着二层小楼，打扫得干净敞亮，门口黑漆漆的栅栏门能看出是新装的，" 我说装一个大一点的，她非不让 "。趁着妻子不在，刘诗利偷偷告诉我，以往自己想做什么事，韩玉竹总是拦着，" 好多事都是这样，只要她说不中，我就肯定办不成 "。刘诗利家的院子和二层小楼。咸运桢 摄作为家里的主妇，韩玉竹有些强势，但唯独看书这件事，她拗不过丈夫的坚持。" 因为这个没少吵架，后来我说算了，有点爱好挺好的，比出去抽烟喝酒强。" 她说。结婚以后，两人陆续有了两个孩子，家里的收入除了种的四五亩地以外，就是刘诗利的教师工资，每月 40 块钱，他拿了近 10 年。从 1997 年开始，刘诗利每年都会外出打工一段时间补贴家用，多数是在建筑工地干活儿。青岛、太原、郑州、天津、济南，干一两年就换个地方。刚开始还以种地为主，" 家里农活儿忙了，或者收麦子的时候就回来 "。到了近几年，外出打工的时间慢慢变成大多数，加上韩玉竹一人在家忙不过来，土地干脆流转出去。在外的时间多了，刘诗利钦羡于城市丰富的阅读资源，别人留心去哪儿玩儿，他就留意哪里能看书，有一次在济南干活，坐公交车看到一个国际图书交易博览会的宣传招牌，一连好几天都要特意路过那里看一看，但最后还是没下决心进去。那时，刘诗利最常看的是一些工具书，比如教电工电焊的书。" 书里教得很仔细，有的还配上插图。看了就会干，就能做这个工种。" 有一次碰上一个插座生产的厂家招工，要求把三种不同种类的电线按颜色和字母正确安装。去应聘时，刘诗利一上手就装好了，在工厂干了三天。" 每天能挣 300 元，做力工的话就只有 200 来块。"对于刘诗利来说，书籍是很重要的生存工具，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陪伴。他喜欢看 " 杂书 "，特别是各类字典和词典，" 它不光讲字，这里边能学到好多东西 "。他印象最深的是 " 蚌 " 这个字。" 河蚌的蚌。" 他说，" 以前在老家还逮到过，我们叫‘壳包’，看了字典才知道它叫‘蚌’这个名字，生活在淡水，还知道它有环状的纹儿，还有珍珠层，能产珍珠 ……" 刘诗利越说越高兴，手指在半空划着轮廓，" 一开始还不明白，它这么硬为啥是软体动物？看了才知道，它里边的身体是柔软的，外边的硬壳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身体，所以它就是有硬壳的软体动物 ……"絮絮讲了几分钟，刘诗利没有发现妻子已经站在身后。" 吃饭了。" 韩玉竹闷闷地喊了一句，把碗筷摆在一楼 " 客厅 " 中间最宽敞的地方。自从 " 出名 " 以后，这里被改造成了一间专门的 " 待客区 "，一张长桌两把椅子，靠墙的两个书柜摆满了大部头的书籍，很多还是成套的丛书。" 他们县宣传部来人给弄的。"在这张书桌前，刘诗利接受了多家媒体的来访，有外人过来之前，他都会换上一件黑色的短袖衫，安静地等着拍摄或采访。" 我还挺喜欢和你们说话的，以前没接触过。" 他愉快地笑了，转而又不好意思地说，" 我媳妇有时嫌烦了，一开始她也挺积极的，后来人来得多了，她也就疲了。"吃过饭攀谈几句，熟悉了一些之后，韩玉竹告诉我，自从北京回来，家门口的来访者几乎就没有断过。" 有一次来了两个人，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在附近拍了一些视频，等进屋子拿水的工夫再出来，人就没影了。" 这件事让她着实害怕了一阵，" 我老说他，看书又不当吃不当喝，咱们惹那些麻烦干啥呢？"啥是 " 流量 "" 图书大厦事件 " 发生两天后，一名记者在采访刘诗利时，拍下了他打工间隙蹲在街头吃土豆的一幕。面对镜头，刘诗利告诉对方，土豆是从市场买的，用便利店的微波炉热一下，当一顿正餐吃。镜头里，刘诗利眼神清澈，仿佛并没有讲述一件沉重的苦难。然而，在家照看孙女的韩玉竹从手机上看到了这一段，吓得扔下家里的活儿，隔天就去了北京，" 看着脸那么瘦，那么惨 "。到了以后，听说住的地方是那位记者给租的宾馆，她又开始着急：" 不会是让人家关起来了吧？"事实上，刘诗利一直没有告诉妻子，自己来北京打工这几天没舍得花钱住宾馆，一直在火车站打地铺。采访当晚，记者好心给他租了一间 " 如家 "，那是他第一次住上连锁酒店。视频发出不久就收到了大量评论和留言，有陌生人试图通过微信给他转钱，还有位开饭店的河南老乡，直接让他来店里吃员工餐，管他一天三顿饭。直到那时，韩玉竹一直以为，丈夫是被当作 " 负面典型 " 了。见到那位他们称呼 " 张老师 " 的记者，她埋怨着：" 您看您发的是啥，叫孩子们都看见了。"对韩玉竹来说，来北京待这几天就像做梦一样，" 晚上 10 点还有人打电话，前一个电话没完，后一个就过来了 "。刘诗利有时还会故意背着她接，声音小到听不出在说什么，这让她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 咱农民不会说话，好孬也不懂，光怕啥地方被人家利用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韩玉竹如履薄冰。然而，与她保守谨慎的态度不同，刘诗利显得积极很多。" 宣传读书是好事，咱没干啥昧良心的事，你怕啥？"夫妻俩在北京没待几天就直接回了老家，打工也停滞了。刘诗利说，想在家待一段时间。回家以后的日子依然不平静。除了大大小小媒体循声而来的拍摄和采访，还有接连不断的活动邀约，大部分是与读书相关的各类分享会、演讲会，还有一些与 " 文化 " 沾边的商业活动，最离谱的是当地一家汽车驾校打电话来，问刘诗利会不会开车，叫他去那里看看。" 这不是让咱打广告是啥？" 韩玉竹愤愤地说。置身事内，刘诗利有时会陷入一种深深的 " 困惑 "。有一次，濮阳市一家养老院请他过去参观，并邀请他为院里的图书室做管理员。一开始，刘诗利的积极性很高，" 能看书，还能带着老人读书识字 "。但逐渐地，他感觉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养老院的负责人一直强调自己是公益性质的，直到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们管这么多老人，钱从哪儿来？" 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刘诗利感觉到 " 不太对 "。" 要真是个好事，有啥不能说的呢。" 考虑了几天，他还是回绝了。那段时间，类似的事经常让他陷入内心的矛盾，有那么一瞬间，他也曾说服自己：" 真是盈利的也没啥，只要是正经生意，做的是好事就可以参与。" 但细想下来，自己无论是从视野还是能力上，都不能确定 " 会不会出问题 "。有了一些 " 经验 "，刘诗利接电话的语气也和最开始不一样了，面对一些不了解的邀约，他不再全盘应下，而是先问一下 " 是不是公益的 " 或者 " 是不是公家的 "。" 是公益的我就去，费用你们看着给就行。" 但有好几次，他 " 自作主张 " 地答应了别人，回家却被韩玉竹一通责备。矛盾在 7 月底一次争吵中到达了顶峰。那时，市里一家书院邀请他参加活动，以他的名字命名了 " 诗利书房 "，他瞒了几天没告诉家里人，直到书房正式 " 挂牌 "，韩玉竹才知道。" 挂咱的名干啥？好了不好了让人家骂咱？你知道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