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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广袤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远离家乡，投身军旅。而在这群人中，也有一群特殊的群体——异地军恋。他们的爱情故事，往往充满了曲折和辛酸，但却又充满了坚定和执着。今天，就让我们来讲述一对异地军恋情侣的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坚守爱情的。 小王和小李是大学时期的同学，两人相识相恋。毕业后，小王应征入伍，成为了我国的一名军人。从此，他们的爱情便开始了异地恋的旅程。 异地军恋，意味着两人要面对长时间的分离。小王在部队里，每天都要训练、执行任务，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小李。而小李则在遥远的家乡，等待着与小王相聚的那一天。 小王和小李约定，每半年见一次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每次见面都要跨越八次火车、八次长途跋涉。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紧紧相拥，泪水湿润了彼此的脸颊。从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了漫长的八次见面之旅。 第一次见面，两人带着激动的心情，一起游览了小王所在的城市。他们参观了小王的军营，了解了小王的生活。在这次见面中，他们感受到了彼此的思念和关爱。 第二次见面，小王带小李去了他的家乡。小李第一次见到小王的家庭，感受到了小王对家人的尊重和孝顺。在这次见面中，小李更加坚定了与小王共度一生的决心。 然而，异地军恋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三次见面时，小王因为执行任务，无法按时回到家乡。小李在车站等待着，却等来了一个失望的消息。那一刻，小李的心情无比失落。 但是，小王和小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相互鼓励，坚信爱情的力量。在第四次见面时，两人再次相聚，更加珍惜彼此的时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王和小李的爱情越发坚定。他们开始利用网络、电话等方式保持联系，分享彼此的生活。在第五次见面时，小王向小李求婚，小李欣然接受。 然而，求婚成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爱情就一帆风顺。在第六次见面时，小王因为部队任务，再次无法按时回到家乡。这次，小李没有等到小王，而是收到了小王的一封信。信中，小王向小李道歉，并表示会尽快回到她的身边。 第七次见面，小王终于回到了小李的家乡。这一次，两人更加珍惜彼此的时光。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共同规划未来的生活。 第八次见面，是小王退伍后的一次重要相聚。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携手共度未来。在这次见面中，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和坚韧。 异地军恋，一见面就要八次。这对小王和小李来说，既是爱情的考验，也是他们坚守爱情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爱情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相互的关爱，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让我们向小王和小李这样的异地军恋情侣致敬。他们用勇气和信念，书写了属于他们的爱情传奇。愿他们的爱情之花，永远绽放在军旅生涯的每一个角落。

文字报道｜黄晓颖 杜佳冰编辑｜秦珍子2017年之后入学的中小学生，将会从课本上自然而然地学到这一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这14年的起点在哪？一个小小年纪就参了军的战士知道。当初走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13岁的李敏非常希望自己能顺利活到18岁。这支年轻的军队——最早由农民、土匪、学生、教师等人组成，自称义勇军、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后来中国共产党将其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山、小兴安岭、松花江沿岸与日本侵略军游击作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再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们从未停止抵抗。"其环境之艰苦与恶劣，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说。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党员杨靖宇和赵尚志，都牺牲在这片战场上。以东北义勇军为原型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新中国定为国歌。不少抗联老战士都渴望谈谈十四年抗战。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长冯仲云之女冯忆罗，后来将一份抗联老兵的联系人名单交给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之女 冯忆罗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提供。66本"戎马生涯"的回忆很长一段时间，"八年抗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很多抗联老兵、战士后人和东北学者无法认同这种描述。2011年，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组动身寻找东北抗联战士，采集口述史。"我们开始得有点晚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坦言，他们第一次去东北采访，参加的就是一位老战士的葬礼。第二年，另一位老战士蒋泽民被找到时，已经101岁，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躺在沈阳的医院里，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在尚且康健的时候，他不知花了多长时间，用大小不一的本子写下从军回忆，足足66本，全都放在家里。封面上写着，"我的戎马生涯"。当项目组的摄像机对准他，想再听他讲一讲时，这位参加过东北人民革命军、在重庆谈判期间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人，静静躺在病床上，面颊凹陷，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病床上方挂着纪念他"从军八十一周年"的红色条幅。东北抗联二军四团战士 蒋泽民项目组逐渐意识到，找人比想象中更难。"很多都是普通的战士，不是比较有名的，在哪个地方工作过、现在怎么样……都没有。普通战士很难有史料记载。"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韩尉说。冯仲云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后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他写下《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遗憾有的战士"没能亲眼看见祖国的光复"，有的"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王宜田多年研究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他估算，这支军队高峰时期有6000余人，但目前能找到的牺牲者名录，留下名字的，只有1000余人。许多战友彼此失去联系。老兵刘淑珍说，因为曾经生活贫穷，她没有去找过战友，"去也不一定能见着"。多年来，从东三省到北京，再到湖北、四川、新疆、广东，中国记忆项目组只找到30位已知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他们性格各异。住在广州的干休所里的老战士卢连峰，反复念叨着"纪律"。他告诉项目组，要采访，得上级部门同意，还得遵守干休所的规定。项目组写了介绍信，还把干休所所长请到现场，他才同意讲述。而等待已久的潘兆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对着镜头激动地掀开衣服，露出他受过枪伤的肚子。他用手比划着："子弹搁这边进，搁这边出来的，这肠子都出来了，我就往肚子里塞吧塞吧，用手巾堵上，再用裤腰带系上了。那是闰七月，光肚子打两回。"潘兆会说的那一仗，师长死了，部队散了，21岁的他负伤弃枪，回乡务农，直到94岁，没有人能证明他当过兵。耄耋之年的女兵，面对这些来访的陌生年轻人，会分享曾经难以启齿的秘事，比如在部队中来月经没法处理。"我生完孩子，也没有奶，也没有东西吃，小孩子也没吃的，一个星期左右吧，小孩就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去找部队，跟着部队走了。"老兵李在德平静地说。东北抗联第三军战士 李在德 有人对着镜头唱歌："士兵原本是工农，为何来当兵……"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教的。"赵尚志说，妹妹，你们都好生学，我们活不长啊，你们能活长，这些个歌吧，那你要能唱就唱出去，把这些歌给我宣传出去，能流传后代，是这么个意思。"抗联吕老妈妈的女儿吕凤兰记下了。"一光复我就唱了。我后来还给俺们孩子唱。（20世纪）五几年的时候，我当街道妇女主任，一到开会，就给她们唱。她们说，你还会唱歌？我说我会。"她把这首歌的故事又讲给项目组听。韩尉的理解是：他们将自己这辈子很重要、很特别的一部分，细致原本地拿出来给别人看。这些普通的战士，记住的都是个体微小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或许不懂宏观战场的布局与战略，但14年间的苦斗景象，依旧从他们的言谈与眼泪中浮现出来。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王明"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冬天又来了。行军的队伍在山里蹚雪，走一趟过去，树枝把身上的棉衣左抽又刮，挂得哪儿都是棉花。"身上穿的衣服，无论冬天多冷，都露着肉。"卢连峰回忆。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有的。遇着没上冻的河，战士们要蹚水过，上岸走着走着，裤腿就冻硬了，迈不开步了。他们穿的乌拉鞋（东北特有的一种鞋，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缝制——记者注），里头填的乌拉草，走一走就磨没了。脚后跟冻破了，肉都翻着，骨头杵出来。"疼得有的人没办法了，就用脚尖走。"多年后，想起当年的场面，卢连峰仍觉得"看着很可怜"。常常有人这样牺牲——走累了，在雪地上靠着树休息，像睡觉一样，就再也起不来了。"冻死的人‘最好看’，没有一点痛苦的现象。"李在德回忆。有的队伍不像军队，卢连峰说，"像要饭叫花子。头发老长，脸黑黑的，手都是黑的"。有人怕冻掉耳朵，就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东北抗联没有敌后根据地，敌人的数量是他们的数十倍，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在隐蔽的山区活动。有的队伍在山里住了5年，5年没见过被子。夜里点上火堆，几个人靠在一起睡觉。胸前烤热乎了，后背冻得冰凉。冻醒了，又翻身烤后背。没等后面烤热，前面又凉了。曾有个战士，突然抱着枫桦树笑——枫桦的皮是红色的，他以为那是一团火，就脱掉上衣，光着身子，笑着笑着，一会儿就没有气儿了。李敏记得，有一夜战斗后，队伍找到了一处没顶的房子，在里头烤火。"大家高兴了，就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这零下40（摄氏）度啊，我们住上房子了。""苗司务长算来算去，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实际上就是1939年的春节。"李敏回忆道，为了庆祝这个夜晚，"苗司务长"从包里拿出一只破掉的牛皮乌拉鞋给大家吃，就那样放在锅里煮。1938年后，东北抗联的饥饿问题愈发严重。一份递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上写着："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的问题。"提前埋好的粮食，要么让野猪吃了，要么让熊吃了。没东西吃，更没盐吃，战士身上浮肿，脸肿得互相认不出。"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杀马吧。有的人还把马鞍背着，最后没有劲儿了，没有马了还拿着干啥，都扔了吧。"骑兵卢连峰回忆。东北抗联第十一军战士 卢连峰或者吃树皮，割下来拿水泡，再拿火烤，捣成糊糊吃，吃了就便秘。老兵于桂珍说，遇到危急情况，树皮也不能随便刮，怕暴露行动轨迹。抗联历史研究者史义军在走访中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小兴安岭的狼群来了，饥饿的战士连端起枪的力气也没有了，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就剩下了一副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皮肉的手还紧紧握着枪。山林里飘落着日军用飞机散发的传单。上面写着："诸君冰天雪地，饥寒交困，痛苦异常，缺乏生活兴味……抗日迷梦应行速醒，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诸君应速归顺，现在是良好机会。凡以前归顺者都得享安乐幸福……"曾任东北抗联领导人的周保中后来写道："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冬天真难熬啊，熬不过去。"老兵黄殿君记得，打湾沟部落的那一仗时，他们已经7天没吃饭，"腿都抬不起来了"。战士们又说，打，宁可打死也不能被饿死。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饿倒，给另一位战友留下遗言："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他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将遗体安放在树丛里。李敏因此"觉得这个事业很伟大"。"你知道农村多么困难，死了人，拉出去就完事了。"她回忆起那个年代，"战友们牺牲了，大家都这么怀念，这多神圣，好像供老天爷一样的，所以觉得我们这个牺牲很光荣。""你这孩子，不害怕打仗？"乡下，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男孩跑着玩。日本兵来了，见他光着屁股，哈哈大笑，上去逗他玩。小孩不搭理，日本兵把枪拿起来，上了刺刀，照着这个小孩的后背攮了进去，然后把小孩搭在肩膀上，满街走。86岁的老兵胡真一牢牢记着这一幕——"这个孩子当时还没死，还在哭还在叫唤，那血就满街地流，到处流，流在地上。这个时候我最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地区展开大规模侵略，破坏基础设施、侵占城市、屠杀百姓，建立伪满洲国，让人们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国人。日本军队走过乡村，东北女作家萧红写："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每个家庭是病的家庭，是将要绝灭的家庭。""我参军的原因，主要是对日本人不满、恨。恨得不得了，就是这样。"胡真一说。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胡真一这一代东北人，在课堂上听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学识字，先写自己的名字，第二句就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的学校组建了抗日救国儿童团。李在德的小学校长是后来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她回忆："那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老师带着我们，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锻炼我们的胆子。"许多孩子从小就给抗联送情报，把信件编在辫子里。吕凤兰后来也想不通："跑信也危险着呢，有时候逮着儿童团的就给打死了。那时候的孩子都八九岁，怎么那么坚决呢？我也寻思。"17岁的胡真一后来参加抗联的妇女排，因为"敢随便张口就骂日本鬼子"，被提拔当了班长。"我家里一个人没有，都让日本人扔大江里了。"刘淑珍因此14岁就参军，在战场上"豁出死去抢那些伤员去"，连拉带扛，浑身是血。母亲是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扔到井里牺牲，16岁的李在德此后跟着抗联的队伍走了。吴玉清15岁上山抗战之后，父亲受到牵连，被日本兵拷打致死。她跟部队要枪，"领导说你这孩子，不害怕打仗？"打仗是什么场面——卢连峰回忆："日本鬼子从那边上来了，戴着红领章，拿着战刀吆喝，也有骑兵来了。那炮打得，那榴弹炮啊，打得狼烟地动，整个一屯子打得，那就没办法了，鸡也叫，狗也叫，牲口也叫，就像刮台风似的，风草啥的，满天似的。"日本人擅长"拉网"战术。把整个山区围起来，然后一点点逼近，把抗联的队伍集中到一个山头攻打。山脚下都是日本的移民开拓团，提供后勤保障。李敏形容那种恐惧："过去没这样害怕，觉得头发好像立起来的感觉，这么怕，也很冷，觉得怎么肉皮都有点儿紧。"她一个人站岗放哨，突然听到了山下踩树枝的声音。"绝不是黑瞎子（熊——记者注），黑瞎子走得比这慢。这个是很有节奏的。我就问，‘口令，口令’，没有回答，说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特别紧张害怕，就端起马枪给他打了两三枪。"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 李敏"心想这回可完了……"黄殿君讲起自己一个人作战负伤的经历："一拽子弹就剩10发了，一想完了，这时候一寻思也想家了，就哭了……我一摸还有俩手榴弹，行，最后还能扔手榴弹。"潘兆会17岁加入抗联，至今记着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说过的话：指着咱们这几个人打日本子（东北方言中对侵华日军的蔑称——记者注）打不了，中国地方大，日本人少，咱们就是分散他的兵力，起这个作用。"他讲这玩意儿讲得有理啊。"潘兆会说。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各地抗日武装，将散落的火种汇聚起来。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建立，下辖11个军，约3万人。在今天看来，韩尉说："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们总体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