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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歌，以其豪放、奔放、激情四溢的风格，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在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白身上所具有的敏锐之力，正是他诗意人生的关键所在。 李白的敏锐之力，首先体现在他对自然美景的捕捉上。他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大好河山的赞美，对自然万物的感慨。如《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对自然美景的敏锐捕捉，使得李白的诗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其次，李白的敏锐之力还体现在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他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时局变迁。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如《行路难》中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敏锐关注，使得李白的诗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者，李白的敏锐之力还体现在他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上。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刻感悟。如《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表达了他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这种对人生哲理的敏锐思考，使得李白的诗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李白的敏锐之力，还体现在他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他勇于突破传统，追求个性，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诗歌形式的创新，对诗歌语言的运用。如《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运用了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使得诗歌更加生动形象。这种对诗歌艺术的敏锐创新，使得李白的诗歌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总之，李白的敏锐之力，是他诗意人生的关键所在。正是这种敏锐之力，使得他能够捕捉到自然美景、关注社会现实、思考人生哲理、创新诗歌艺术，从而创作出无数传世佳作。而他的诗歌，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流传千古。 在今天，我们重温李白的诗歌，不仅能够感受到他那豪放、奔放、激情四溢的风格，更能够体会到他敏锐之力的魅力。这种敏锐之力，不仅是一种文学才华，更是一种人生智慧。正如李白所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让我们在欣赏李白诗歌的同时，也汲取他的敏锐之力，去感悟人生、追求梦想。

作者 |  李少威编辑 | 谢奕秋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个由中国人作出的结论，和二战战胜国共享的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 的表述，结果一致，但本质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日战争之于中国，是一场真正的民族觉醒。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发动和组织之下，终于形成了牢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数万万人民自觉地站立起来，保家卫国，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100 多年，受尽欺凌，民众再是麻木，国仇家恨也是历历在目，对民族独立和国家自强的向往，也是一种朴素感情。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去一直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民众彻底抛弃幻想、坚决战斗到底的政治力量，担负得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重任。一场持续 14 年的抗日战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绝不妥协的抗日决心，看见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行动，理解了他们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以及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为人民而战的价值取向，所有的家国之爱，就都附丽在了共产党之上。一个有了强韧脊梁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得以形成，这是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过去为什么失败" 自 1840 年起，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每一次战争几乎都以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近代史的凝练总结。自鸦片战争开始，丧权辱国，血泪横飞，民族命运之危殆、苍生处境之悲惨，今日思之，犹令人扼腕。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法战争，中国在战场形势有利的条件下，清政府妥协，" 不败而败 "；中日甲午战争，30 余年中兴努力一朝覆没，割让台湾、澎湖，亡国灭种之忧漫布朝野；八国联军侵华，逼签《辛丑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其后，民国建立，袁世凯窃国，日本又提出灭亡中国的 " 二十一条 "；袁氏死后，军阀割据，各派军阀被帝国主义操控，频起内战之端，极尽搜刮之能，哀鸿遍野，国将不国。1901 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仁人志士，从未中断过强国、救国的探索与实践，但是，洋务运动失败，百日维新失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又被军阀窃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无一不败。每一次失败的背后，都有十分具体的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是过去这一切的战争、改良、革命和运动，都与普通民众没有太大关系。人民的力量被惧怕，被有意压制，或者被忽视，没有意识和能力去动员。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的社会是 " 一片散沙 "，梁漱溟先生则说是 " 自由散漫 "" 缺乏集团生活 "，其实说的都是同一种状态——无组织。清政府非但无法组织人民，自身也沦为人民的敌人。清朝的异族政权属性，让它两百余年从未放松过对人民的提防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之时，清政府惧怕人民甚于惧怕侵略者，镇压起义军的势力之中就有外国雇佣军。帝国主义也认识到，侵略中国之最大阻力，不在清朝政府而在中国人民，与其灭亡清朝，不如留下它来镇压人民，更符合它们的殖民利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逐渐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关系，到庚子战后，彻底沦为 " 洋人的朝廷 "。《末代皇帝》剧照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写道：" 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朝廷就是人民公敌，何能指望它成为民族脊梁？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 的革命口号对精英分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依赖会党、新军，以及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共和是历史必然，但武昌首义则包含许多偶然因素，不是民众觉醒的结果，政治革命没有伴随社会革命，中山先生的志向，依然是海市蜃楼。袁世凯窃国、称帝而民众无动于衷，鲁迅先生在军阀时代写尽了民众麻木的世态，时人悲愤感叹："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几千年文明古国，幅员广阔，虎踞龙盘，但如果人民不被组织起来，要想摆脱落后挨打地位、走上现代化道路，无异于缘木求鱼。麻木是中国社会的一面，之所以麻木，是因为没有任何势力真正在乎人民，他们所关心的是阶级之利，而非中国之利。共产党人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先抛开理论和主义不谈，仅此一点，就决定了他们和过去的任何政治组织根本不同，也决定了他们真正具有改变中国历史的力量。从诞生伊始，共产党人就投身工人运动，以唤起民众为务。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深受感染，透过共产党人，他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一改过去对西方的迷思，同时他也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共产党人所做的工农运动的关键意义，于是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将民生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和大同主义。他坦然承认自己过去领导的革命基本上是脱离群众的，是 " 英雄革命 "，而今后的革命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一变而为 " 国民革命 "。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留下的总理遗训，开篇就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唤起民众，革命便是奢谈。亡国之忧，永无解除之日。做政治还是谈政治中山先生 " 出师未捷身先死 "，" 但悲不见九州同 "。在他逝世之后，国民党右派野心家蒋介石一步步攫取了革命领导权，挥师北伐。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努力，一步步让国民党扎根基层，具备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同时，在北伐期间，往往也是政治先行，共产党人发动工农在先，为北伐军提供群众支持，在很多地方，人民群众 " 箪食壶浆 " 相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便说：" 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站在一起，这是大革命得以顺利进展的根本。而恰恰也是这一点，让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始终心存忌惮，刻意排挤，最后的结果，就是 1927 年 4 月发生的清党，共产党人被他杀得血流成河。今天，国民党作为东南小岛割据系统里的在野党，处境艰难。其实从清党那一刻起，国民党就已经实质死亡。因为在那一刻，它从孙中山先生努力建立的革命力量，转化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自问：" 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 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 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而浴血战斗。那些英勇作战的战士们，也是人民群众的儿子、女儿。2021 年 5 月 11 日，延安南门前广场上知识青年到延安的雕塑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数千年政治史里，江山轮换的表象之下，是人心向背。毛泽东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是对统一战线的口语化表达。统一战线，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很难说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不懂这个道理，在 " 围剿 " 红军的时候，蒋介石也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当成重要的事情来做，但国民党军队基本都是停留在口头上讲，而共产党则扎扎实实 " 做政治 "。清党之后，10 年时间里，共产党人都处于被蒋介石全力剿杀的处境，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打土豪，分田地，让人民翻身做主人，军民一条心，红军之所以战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军队 "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的铁的纪律，就是从井冈山时代开始形成的。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 " 英勇顽强岱崮连 " 干部战士在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人民翻身做主人，并不是简单地把地主、土豪的土地抢过来，硬塞给农民。土地革命，其根本精神其实在于群众主动。一方面需要让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军队就是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作保障，才能让他们敢于参与；另一方面也要让群众接受教育，清晰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的被压迫地位，唤起他们内心的朴素情感，让他们真诚而主动地参与，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严酷的敌后环境下，这是党的力量之源。被全世界奉为游击圣经的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十六字诀，也是从湘赣边界的战斗中总结而来。很多人并不清楚一点，游击战术固然高超，但共产党人拥有一个人民群众自觉配合的社会环境，才是它发挥作用的根本条件。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每个百姓都对党政军秘密守口如瓶，都是人民军队的探马和前哨，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平原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图左：地雷战。上图右：地道战。下图左：破袭战。下图右：水上游击战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早期形态，往后，它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歌唱二小放牛郎》中的小英雄王二小，就是人民战争的微小缩影。抗日者得民心1936 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此时的日军，不但已经侵占东北三省，而且已经越过长城，盘踞华北，虎视全中国。但蒋介石一直奉行 " 攘外必先安内 " 政策，心心念念，只在剿杀红军和共产党。1931 年，" 九 · 一八事变 "，关东军占领东北，数十万东北军，仅发生零星战斗，就全部败退至关内。而张学良不敢抵抗，很大程度上不是害怕日本人，而是因为慑于蒋介石严令。事变之前的 8 月 16 日，他向张学良发出著名的 " 铣电 "："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935 年，日军步步侵占华北，蒋介石依旧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社会各界忍无可忍。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给蒋介石送去一个包裹，内有裙子一条，还有她亲笔署名的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仅从这一首诗，以及送女裙的行动，便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民，内心里有多么的压抑和憋屈。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主张团结抗日，从无一日动摇。1932 年 4 月 15 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1934 年 7 月，红 7 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兼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之后，还在被蒋介石调兵遣将猛烈进攻的共产党人在 1935 年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策略；此后随着日军侵略形势发展，共产党人也逐步放下阶级仇恨，以民族大义为先，在处理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关系的措辞方面，从 " 反蒋抗日 " 到 " 逼蒋抗日 " 又到 " 联蒋抗日 "，步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因为看到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坚定立场，一直被诬为 " 共匪 " 的共产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如邹韬奋所说，日军 " 不战取东北，小战取华北 "，气焰嚣张，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了 " 卢沟桥事变 "。次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 月 14 日，朱德为红军将士题词："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此时的蒋介石，在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热情的感召下，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逐渐加强了抗日的信念。这才有了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那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宣言："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修辞。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的 " 七七事变 " 发生已经 10 天了，尽管修辞优美、话语铿锵，但 "